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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紀文、常杰中:禁食野生動物,法律應有更大作為
2020-02-09 00:02
來源:《光明日報》2020年02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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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生動物及其制品難以滿足人類社會的生活需求,于是我們的祖先很早就開始馴養繁殖野生動物,形成了今天熟知的雞鴨豬馬牛羊等家養陸生經濟動物。工業革命后,由于人類社會對野生動物資源的過度索取和對野生動物生境的不當干預,出現了區域和全球性的生態危機,現代國家紛紛出臺野生動物保護法律法規,并共同簽訂動物保護方面的國際條約。其中,禁止食用法律保護的野生動物成為國際通例。

  幾次修改,“全面禁食野生動物”均未入法

  我國現行的野生動物保護法于1988年11月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該法制定的初始目的是保護和拯救珍貴、瀕危野生動物,保護、發展和合理利用野生動物資源,維護生態平衡。由于國家當時要全面發展經濟,在該法“保護、發展和合理利用野生動物資源”立法目的的指引下,一些野生動物養殖業得以大發展,一定程度上刺激了食用野生動物的現象。

  基于2003年“非典”事件的慘痛教訓,有學者提出要修改野生動物保護法,規定全面禁食野生動物。2004年8月該法修改時,雖然提高了野生動物保護的力度,但因為當時社會認知程度不高,全面禁食野生動物的倡議沒有得到采納。

  黨的十八大以后,我國在生態文明建設的大框架下加強了野生動物保護的力度。全國人大常委會于2014年4月通過關于刑法第341條、第312條的解釋規定,對于知道或應當知道是國家重點保護的珍貴、瀕危野生動物及其制品,為食用或其他目的而非法購買的,應追究刑事責任。

  2016年7月修訂野生動物保護法時,立法目的修改為“保護野生動物,拯救珍貴、瀕危野生動物,維護生物多樣性和生態平衡,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摒棄了“保護、發展和合理利用野生動物資源”的初始目的。此外,該法還規定培育公民保護野生動物的意識,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獲得國內外的廣泛贊譽。因刑法2014年4月的解釋規定僅限于國家重點保護的珍貴、瀕危野生動物,不包括“三有動物”(國家保護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經濟、科學研究價值的陸生野生動物)等,保護的范圍有限,因此2016年修訂野生動物保護法時,一些法學、生態學領域的專家、學者和動物保護人士建議全面禁食野生動物及其制品,遺憾的是由于種種原因,這一建議最終并未進入新版法律。為了協調各方立場,該法在第四條規定國家對野生動物實行“保護優先、規范利用、嚴格監管”的原則,希望以此來嚴格限制利用野生動物資源和食用野生動物的行為。

  全面建立禁食野生動物的名錄制度

  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水平不斷提高,目前進入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和制度建設的攻堅期和關鍵期,到了與野生動物保持適當距離,培育生態文明型和環境友好型生活方式的窗口期。為此,野生動物保護法需要按照其第一條規定的“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目的,對屬于生態文明生活方式的國民飲食習慣作出符合人與自然和諧共處要求、確保公共衛生安全的制度設計,確保全社會進入消費文明新階段。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盡快修改野生動物保護法,把保護公共衛生安全增設為立法目的,全面建立禁食野生動物的名錄制度,強制全民形成對國家和社會負責的環境友好型飲食方式。當然,僅禁止食用還不夠,還必須圍繞捕獵、繁育、運輸、儲存、買賣等環節建立全面禁止的制度。只有這樣,才能嚴密編織一張將人與野生動物適當隔離的法制保護網,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

  當然,目前完全禁止食用野生動物具有一定難度:

  其一,對于馴養繁殖野兔、野雞、梅花鹿等常見和常食的野生動物,野生動物保護法等法律法規和標準有成熟的規定。野生動物保護法第二十八條規定了人工繁育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制度,該名錄的確定經過科學論證,對野生動物及其制品的年度生產數量有限制,出售和利用有專用標識,如果管理規范,不必擔心引發公共衛生事件。引發公共衛生事件的食用行為,涉及的往往是那些在野外直接捕獲的野生動物及其制品。對于目前允許人工繁育的野生動物名錄,建議衛生防疫部門牽頭開展公共衛生風險評估,將有風險的動物品種剔除出許可名錄。

  其二,現行野生動物保護法并未把所有的野生動物納入保護范圍。該法規定保護的野生動物,僅包括珍貴、瀕危的陸生、水生野生動物和有重要生態、科學、社會價值的陸生野生動物,并不包括普通的野生動物,而這不利于防止公共衛生事件的發生。建議將保護范圍擴展至可能引發公共衛生事件的其他野生動物,希望國家野生動物保護主管部門會同衛生行政部門,組織開展公共衛生風險評估,公布禁止食用的野生動物名錄。

  野生動物保護執法問題突出

  前面探討了野生動物保護法修改完善的問題。當前,野生動物保護執法問題更加突出,一些地方野生動物非法交易的現象普遍存在。根據媒體報道和網民舉報,有的市場容許不法商販公開銷售國家和地方保護的野生動物及其制品,甚至就在基層政府和執法機關周邊公開售賣,究其原因,還是社會監督不夠,執法考核不嚴。

  因此,建議加強行政、社會和司法監督,讓執法和司法有更大作為:在行政監督方面,建議實施有獎舉報、執法考核和黨政同責;在社會監督方面,禁止傳播獵捕、食用野生動物的圖片和視頻,開通群眾舉報熱線;在司法監督方面,檢察機關和符合條件的社會組織可以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規定,對違法捕獵、繁育、運輸、儲存、轉讓、食用野生動物等行為提起民事公益訴訟,檢察機關還可以對監管失職的地方政府及其職能部門提起行政公益訴訟。

  禁食野生動物需要全面建立禁食野生動物的名錄制度,從法律上卡住非法食用這個需求端。在此基礎上,通過執法信息平臺建設、社會有獎舉報、行政執法考核和司法審查監督,把住非法走私、捕獵、運輸、貯存、轉讓等野生動物非法交易的前段和后端。唯有如此,才能全方位、全鏈條地構建有效阻擊野生動物非法食用和交易的制度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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